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昨天丨韩贤强：追寻《红旗战报》，半个世纪前的一份“派报”
一个转身，光阴就成了故事
一次回眸，岁月便成了风景
韩贤强，高中六六届毕业生; 1968年安徽省泾县汀溪公社大坑大队马家岭生产队插队; 1975年招工芜湖市搬运公司汽车队; 1978年参加高考，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至退休。
原题
追寻半个世纪前的
一份“派报” :《红旗战报》
作者：韩贤强
一天，几个中学老同学网上聊天，说到了半个多世纪前，即1966年6月至1968年10月的一段往事，那时，我们还是一群中学生，不能说“不谙世事”，也不能说“成熟老练”，总之是一群很难定义的中学生。我们办了一份“派报”：《红旗战报》。
文革时期，因为观点不同而形成各种派别，有能力办报纸的派别都会办一份小报，用来宣传观点，赞扬自己、攻击对方，是派性斗争的重要方面。今天说到《红旗战报》，绝不是还要坚持当年的观点，评说当年的是是非非，只是说，《红旗战报》有我们的青春、经历、成长……那里面，收藏着我们的故事。
1967年3月，军训期间，安徽省宣城中学各班级模仿军队编制，班级为排，年级为连，学校为团。军训后期，为了适应文革形势的发展，班级改称战斗队，年级改称公社。学校一级，成立了兵团。经过分化，宣中形成了两个大的学生组织：北京兵团和红旗兵团。北京兵团和红旗兵团，势均力敌，人数各在400人左右。
一些从外地串联回校的同学，见了“大世面”，回校后，成立了新的跨年级跨班级的“造反”组织，一些激进的学生纷纷加入，初中生的比例较大，成立了造反派学生组织：北京兵团。
红旗兵团的成立与路线的确立，与宣城县人民武装部有直接关系。全国大串连后，各地学校实行军训，来宣中执行军训任务的军人，来自驻宣各军事单位，由县人武部统一协调，实际上，人武部处于主导地位。当时，社会上存在造反派和保守派两个大的派别。在宣中，北京兵团倾向造反，“炮声隆”倾向保守。“炮声隆”20人不到，限于初三的一个班级。人武部领导希望在宣中能够成立一个学生组织，不参加社会上的两大派，不参加武斗，促进宣城社会各界的大联合，红旗兵团应运而生，成为造反派、保守派之外的第三派：促联派。
这会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吗？
1967年3月19日 中央军委作出《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、支农、支工、军管、军训任务的决定》，“支持左派”是人民解放军“三支两军”的首要任务。当时，大形势也就是那样，谁是谁非，谁的心里也都没有底。县人武部魏政委有一句话，至今印象深刻，他说：“你们这条路，要不全对，要不全错”。这话什么意思？造反派或是保守派的道路，只要有一派是正确的，促联派都是错误的; 除非他们都错了，红旗兵团走的第三条道路，才有可能是对的。
红旗兵团的成员，高中生居多，相对理性温和，经过深思熟虑，红旗兵团走上了一条“促进大联合”的第三条道路。
红旗兵团成立于1967年7月8日，1968年8月停止活动。其间，创办了《红旗战报》，作为红旗兵团的喉舌，宣传促进大联合的第三条道路，为宣城各派大联合，发挥舆论作用。
《红旗战报》，如今，你又在哪里呢，还能够见到你吗？
听说，一位当年《红旗战报》编辑部成员秦同学那里，保存了一套完整的《红旗战报》，非常兴奋！想不到半个世纪未曾谋面的《红旗战报》，居然就在身边！电话打过去，电话那头的回话，让人差一点哭出來：没有了，一张也没有了！那年，受雨水浸泡，纸张都泡软了，字迹全模糊了，丢掉了。希望，来得快，破灭得也快。
一位旅居英国的当年《红旗战报》编辑部成员方同学提供了一个线索：宣城一位九十高龄的李士唐老先生那里，可能会有当年的《红旗战报》。方同学和李老夫妇是生死患难之交，方同学说，“只要李老那里有报纸，拿过来绝对没有问题，我马上打电话给他。”一切进行得很顺利。
心，再一次被提到了嗓子眼！
在宣城的赵同学准备去李老家。李老年事己高，身体堪忧，失聪失明，颈项僵硬活动不便，腰疼难移动。李老老伴身体也不好，办事，得抓紧。得知几位当年的中学生，如今已进入了耄耋之年，想看看当年他们亲手创办的报纸，李老夫妇欣然同意。
李老老伴将来人带到堆放报纸的阁楼下。这是一间几家住户共用的阁楼。赵同学和他带去的一位年轻人，顺着梯子上了阁楼。阁楼较低矮，光线不太好，里面堆放着好几只满是灰尘的旧箱子。
走廊里阁楼的入口处
阁楼里的装满各种旧报纸旧杂志的各种各样的箱子
怀着无限的希望，等待着传来好消息，想像着马上就能够见到当年的报纸一样，无限期望，无限欣喜！
花了两个多小时，翻遍了阁楼上大大小小十几只木头的、铁皮的、籐制的箱子，以及好几只大麻袋。虽然，各种各样的报纸分门别类，捆绑的整整齐齐，唯独没有《红旗战报》，而且，当年所有的派性报纸，一份也没有！
还有希望吗？几乎没有了！但是，一个疑问，倒是留下了一线希望：为什么会所有的派性报纸都没找到呢？李老一定是把所有的派性报纸放是一起，没找到装派性报纸的那只箱子？还是夹在其它报纸里了？
李老，李士唐，会计师出身的原街道办事处副主任，1956年入党的老党员，办事认真仔细、一丝不苟，特別喜爱读报纸，年轻的时候，就有收集各类报纸的嗜好。文革中，老李是宣城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政治宣传部负责人。1968年6月底，红旗兵团加入联总，李老对红旗兵团开展活动有很大帮助。李老说，《红旗战报》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失了，放心！只是要花时间去找。可是，《红旗战报》又在哪里呢？
几天过去，希望一天天一点点地暗淡下去。
一天傍晚，我正在散步，赵同学突然发来一条微信：“柳暗花明”！接着，就打来了电话，电话那头十分激动：找到了部分《红旗战报》！李老在一点点地清理，日后，可能还会有新的发现。不散步了，回家，详谈。
一波三折，终于可以见到当年的《红旗战报》了！
《红旗战报》是一种手工刻写油印资料，与雕版、活字、铅印、石印、影印及现在的汉字激光照排相比，手工刻写油印资料独具特色：它出自手工，字体是手写的，没有统一规范的标准，字体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面貌，或娟秀俊朗、或飘逸潇洒、或稳定大方，或艺术性强、或通俗耐看、或有实用书法的赏心悦目。手工刻写油印物是特殊年代的产物，不论形式还是内容，都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，具有不可替代的政治印记。因此，对于已经绝了版的东西，会给你的心灵带来别样的沧桑感与历史感，值得作为历史文物珍藏。
制作手工油印资料，需要蜡纸，一块用来刻写的钢板，一支用于刻写蜡纸的铁笔，铁笔的笔头是一枚小小的钢针。刻写过程中，下笔轻了，刻痕浅，油印出来的字，不清晰;下笔重了，会刺破蜡纸，油印时漏油，形成一团团墨迹。如字刻错了，还需要改正过来：个别字错了，用烟头在蜡纸的背面烤一烤，把蜡纸上的蜡油融化，用手把它摁平，等冷却后再重新刻；错的字多了，用小刀挖去错字的块面，用稍大的蜡纸补上去，还得用烟头将蜡油融化，粘合抹平。
《红旗战报》的报头、标题是这样安排制作的：插图，包括毛主席头像，将半透明的蜡纸复盖在图案上，用旧圆珠笔“依样画葫芦”描下来，再到钢板上用铁笔照着刻一遍。标题根据文章的内容设计出字体和大小，第一版仿宋体、黑体为主，二、三版为隶书、新魏碑体，字体比第一版标题字略小，第四版用较为活泼的字体。
蜡纸刻好以后要进行校对，确认没有错误，将刻好的蜡纸卡在油印机上，在滚筒上均匀地涂上油墨，把装有蜡纸的框子压下来，下面垫上白纸。滚筒在蜡纸上匀速用力推拉，确保字体清晰饱满。
报纸的文字一般是黑白的，报头、标题、插图，有时需要红色，要“套红”。套红，通常分两次印，先把红的印上去，再印黑的。《红旗战报》创造了一次性套红印刷，先将需要套红的部分刷一点红色印油，再用一张蜡纸将红印油的那块盖住，再用蘸了黑印油的滚筒推送印刷，印出来红黑分明，一次成功。当然，大面积的套红还是要用两次印刷。
《红旗战报》编辑部先是被安排在学校科学馆内的一间大房子里，很凉快，门外还有一个水笼头，忙碌过后，常常打水仗，放松一下，挺惬意，在校内办了52期报纸。约在1968年6月底7月初，红旗兵团从学校迁往联总总部县委会大楼。县委会大楼由几幢砖瓦结构的房子构成，主楼三层。《红旗战报》编辑部被安排在县委会大楼一楼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，报纸又办了30期左右。《红旗战报》一共出了80期左右。
在李老家阁楼里发现的《红旗战报》，共15份，时间为：1968年7月10日－1968年8月8日，即〔新〕第3期至〔新〕18期，中间缺〔新〕4期。《红旗战报》编辑部从学校迁到县委会大楼后，报纸按“〔新〕×期”编号。另有《号外》一份。
半个多世纪过去，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。从找到的15份《红旗战报》看：报纸八开大小;四版，通常，第一版转中央文件、领导讲话、要闻、大块重要文章的题目内容转第三版，第二版第三版言论、短评，第四版小品文、诗歌、漫画;偶尔两版;若一个版面全刻文字，约5000字左右;图文并茂，套红;两天出版一期;另有“号外”，号外不排在期号之内，如有“号外”出版，便是一天一期，不影响两天一期的出版周期。
《红旗战报》编辑部成员一共十个人。四个人负责内容，组稿、撰写稿件，收集一些材料，定稿; 四个人负责版面，版面安排、报头、标题制作，文章刻写; 两个人负责校对，印刷。分工不分家，工作都有交叉。
前排左起方圆、秦义武、吴全; 中排左起张则庆、骆文玲、吕直玉、邹广流；后排左起韩贤强、赵德贤、唐德明。年龄在17－20岁之间。摄于1968.8.30
有人还得有物。钢板、刻写笔、蜡纸、油印机，这些都是办公用品，消耗少，可以到学校借用，好办，问题是印报的纸张用量较大。驻宣中工宣队提供了一个线索，造纸厂欠学校七百块钱。七百块钱，在当时可是一笔“巨款”，我们赶紧去联系。造纸厂领导说，钱可以给你们，也可以给等价的印报纸的纸张，但是，你们要出具一张收条，在收条上要盖学校的公章。当时学校领导都被打倒了，哪里去找学校的公章？于是，就用肥皂刻了一枚宣城中学的公章，模糊地盖在收条上，把700块钱领出来，买了印报的纸张。
摆在眼前的真实的《红旗战报》，使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往事，又一点一滴地苏酲过来，清晰起来，历历在目，似乎伸手可触！
红旗兵团决定由赵同学负责组建《红旗战报》编辑部。红旗兵团人才济济，不愁没人，关键是要物色一个擅长刻写钢板，有一定办报经验的同学。赵同学看中了吴同学。
吴同学，高中一年级，只有17岁。文革前，在宣中办校刋《火花报》时，已经表现出一定的书法绘画才能。吴同学的父亲是旧知识分子，母亲是大家闺秀，四岁时就在父母的指导下练习毛笔字。小学以后，遇到了影响终生的恩师，爱上画画和书法。初中之后，隶书篆书、美术字都有所涉及，水平不断提高。后来担任过省书法家协会理事，宣城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，市政协书画院艺术顾问。
文革初期，吴同学的父亲就不让儿子出门，怕他在外面惹是生非。一天傍晚，赵同学潜入吴同学家，邀他入伙。赵同学，高中三年级，为人诚恳、善解人意，一直担任学生干部，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信。吴同学赞同红旗兵团的基本观点，在赵同学的劝说下，同意随赵同学去学校，参与《红旗战报》的编辑出版工作。
1968年6－8月，宣城发生武斗，从小规模的零星武斗，逐渐加剧，越演越烈，时常有“打死人了”这样惊人的消息传来。为了保障安全，《红旗战报》编辑部迁至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县委会大楼。这时，吴同学被他父亲强行带回了家。
由于毛主席像、插图，大多出自吴同学之手，第一版、第四版刻写，也以他为主，没有吴同学参与会影响到报纸出刊。赵同学急了，便设了一个“套”：派了一个同学到吴同学家，找到他父亲，说，“北京兵团有人要抓吴全，叫他赶快跑！”“往哪跑？”“往县委会跑啊！”吴同学的父亲胆小怕事，慌了，要儿子赶紧跑！可是怎么出门？吴同学上身穿着一件灰色圆领短袖衫，下身一条黄裤头，脚上还穿着木拖鞋，来不及换了，翻过墙头，就到了城关一小，出一小，顺着西门沟沿头跑到二营部队营房，沿着二营部队营房围墙边，一直跑到县委会大楼。此时，县委会大门口，《红旗战报》编辑部的同学们早己在迎候吴同学了。
一份报纸的特点体现在它的思想性和真实性上。思想性就是它所宣传的观点，倾向性或立场。《红旗战报》的思想性就是它对第三条道路，促进宣城各派大联合的宣传。真实性是相对的，归根结底还是要为思想性服务。办报的人，常常要从宏观形势、事件本质的角度，去思考一些面临的具体问题，虽不能说办报的人，个个都是“思想家”，起码，办报的人，应该是一个“有头脑”的人。方同学就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。
文革之初，宣中大字报铺天盖地，一些人，把斗争矛头指向治学严谨、教学认真的老教师，一些老教师被赶出家门，住到洗澡堂、旧仓库、教室里。家，被造反派学生翻得一踏糊涂。老教师人人自危，“矢箭穿雁口，无人敢咳嗽”。方同学认为大字报的这个方向可能有问题，就写了一份《论大字报向何处去》的大字报，贴在一块大木板上，放在教务处门口，公开提出不能这样对待老教师！一时间，舆论哗然！
1967年初，林彪提出，部队文化大革命很重要，要“揪军内一小撮”。武汉“7·20事件”后，江青和康生提出要批判“带枪的刘邓路线”。口号一出，狂飙顿起。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揪了出来。在华东地区，主要就是倒许，矛头直指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。《红旗战报》要不要跟风？编辑部展开了讨论：一种意见认为，不提“揪军内一小撮”，会犯方向性、路线性错误。方同学说，文革已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，军队是最后一道稳定屏障。反许乱军，自毁长城。最后，《红旗战报》编辑部折衷处理，采取“淡提但不深入，一般但不具体”的策略。随着全国形势的变化，批判“带枪的刘邓路线”“揪军内一小撮”的风波渐渐退了下去。方同学却因此被控炮打江青、康生一系列罪状。
两天一期《红旗战报》，撰稿组稿、版面设计、刻写套红、校对印刷，工作强度是很大的。每当印完最后一张报纸，走出办公室，望着繁星闪烁的天空，肚子也像空荡的天空一样，空空荡荡。“去食堂看看”，有人提议。
食堂的大门紧锁着，我们挨个去推窗户，终于推开一个插销坏了的窗户，翻窗进屋，装菜的大盆，装饭的木桶，洗刷得干干净净，空空如也，用白布罩着。天热，饭菜都留不住。终于在案板下的一个马口铁桶里，找到一桶锅巴。又在橱子里找到一大缽子猪油。天热，猪油凝固不起来，液态。等不及了，将锅巴浸在猪油里，锅巴吸足了油，嚼在嘴巴里，嘎嘣嘎嘣响，油便滋出来了，又脆又香！吃饱了，有点渴，到处找水喝。那一“餐”，吃得很解馋，很美味，很享受，很难忘。
《红旗战报》编辑部的同学，在学校和县委会大楼期间，都是到食堂吃饭。在县委会大楼时，饭菜票用完了，没有其它办法，只有借。
这是当年住在县委会大楼的红旗兵团部分成员，向县委会食堂借饭菜票时开具的借条。《红旗战报》编辑部成员的名字和所借饭票和菜票的数目，赫然在目，日期是(1968年) 8月23、24、25日，白纸黑字，清楚明白。半个多世纪过去，无人催讨，也无处去还，反正“人不死、债不烂”“父债子还”，借条，就让它放着吧
县委会大楼的伙食比学校的伙食明显的要好许多，几天就会加一次餐。平时用菜饭票，加餐时，用加餐券。加餐券与饭菜票不一样，上面盖的是县委收发文件的专用印章。为了改善伙食，我们瞄准了加餐券，决定自己制做加餐券。报纸印得那么好，区区一张小小加餐券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收发文件的专用印章当然也不在话下。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
自从自已动手印了加餐券，伙食果然得到了大大的改善，红烧肉、红烧鸡、卤鸭子，別人一份，编辑部的同学每人可以吃到两份。当时，好几个联总下属组织的部分人员都住在县委会大楼里，几百号人在大食堂里用餐，增加一点点加餐券，起不了波澜，哪里查得出来？而且，我们制作的加餐券，比食堂会计室发出来的加餐券，更像加餐券。
加餐券上，盖的圆形章是当时县委收发急件的专用章。专用章“急”字下面“心”的一点一半是黑色，为防伪标志
现在细想起来，我们的这点小把戏，可能早己被人识破，只是不愿说破而已，心痛几个办报的中学生，工作累，又在长身体，就让他们多吃点肉吧。
《红旗战报》每期印数在150－200份之间，报纸印好后，立即送交宣城县革命造反派联合总部政治宣传部，由政宣部分发给联总下属的几十个组织。《红旗战报》版面清晰、图文并茂，像那么回事，受到普遍欢迎。
还留一些《红旗战报》用于上街张贴、散发。一次，编辑部的几个人到老东门张贴、散发《红旗战报》。那里是对方造反派的地盘，发现我们，呜枪示警，子弹从头上飞过，编辑部的几个人吓破了胆，狼狈逃窜。
红旗兵团有了枪支之后，也分配给《红旗战报》编辑部一把五六式手枪，原本是用于“自卫”的，我们用它来帮助卖报。两三个人，带几十张报纸，顺着西门那条路一直走到北门电厂附近，沿途叫卖。当一群人围拢过来，有看热闹的，犹豫不决买不买的……这时，我们会把手枪拿出来比划比划，用枪指着报纸和围观者，说：“报纸不错，可以买！一人买一份吧。”几十份报纸，两分钱一份，不愁卖。
两分钱，在当时可以买一根油条，一般我们都不买油条，而是买西瓜，因为买油条还得要粮票。1968年的那个夏天，西瓜的甜味和清凉，令人难忘。
《红旗战报》编辑部是个办报的地方，也是个大家庭，十个成员，就是兄弟姐妹，大家在那里忙碌，在那里体验情感，在那里成长。
骆同学的主要职责是蜡纸校对和报纸印刷，这是一项要求非常认真仔细的工作，印刷完了，一期报纸便算是完成了。一般不会有什么差错。骆同学和我们同年，但是，她更像是一位大姐姐。
出报纸的工作是连续的，常常到了饭点去不了食堂，总是骆同学代劳，她清楚谁的饭量有多大，爱吃什么菜。饭菜一打回来，就听她在叫唤：“快吃！快吃！不吃凉了。”不吃不行，有得唠叨。放下正在干的活，端起盛饭的大茶缸，一边呼呼扒饭，一边眼睛还在看着没干完的活。她又说话了：“慢慢吃！別噎着。催工不催饭，雷公都不打吃饭的人。”好，慢慢吃，不服管不行。
卖报买瓜。骆同学把买回来的大西瓜，拿到水笼头下去冲洗干净，切开，一人一块。放心，好的大块的西瓜，都在我们手里，边角料她自己留着。她会说：“吃吧”。
一个炎热的下午，我们在科学馆外打水仗。水笼头里的水像下雨一样，将骆同学淋得浑身湿透，单薄的衣服紧贴在她的身上，露出优美的曲线。哦！骆同学原来是个女的啊？同学三年，第一次注意到。
骆同学是1968年10月30日下午离开学校的，和另外一位女生去雁翅公社雁翅大队插队，我们送她去码头。一路，没有人说话。当顺着码头的石阶，一步一步往下走。当她们准备上船的时候，突然，一阵惆怅，袭上心来，感到还有很多可以说的话没有说，可以做的事没有做，已经来不及了……这时，骆同学回过头来，微笑着，向我们招手。
半个世纪后，能够见到《红旗战报》，我们非常感谢李老夫妇。李老年事已高，身体不好，也很想为他收集的文革时期的几十种旧报刊旧杂志寻一个好的归宿。我们建议捐赠给宣州区档案馆，李老欣然同意。
一眼便看得出来，李老和他的老伴，是一对厚道、善良、慈祥的老人
2022年4月12日，赵同学约了宣州区档案馆的同志到李老家，考察现场，商谈捐赠文革时期旧报纸旧杂志的相关事宜。对李老来说，捐赠一事，是定下来的了，但是，李老仍旧表现出浓浓的恋恋不舍之情，半个多世纪相依相伴，一朝分别，就像嫁姑娘一样，谁的心里不难受呢？
宣州区档案馆对李老捐赠文革时期相关资料一事，非常重视。时隔两天，4月14日，档案馆馆长和一位科长又来到李老家，向李老表达问候、敬意和谢意;清点相关资料，带回档案馆做最后的鉴定，办理资料入馆手续;给李老发放接受捐赠征书。李老终于把“姑娘”嫁出去了！
《红旗战报》将随同这批文革时期的资料，进入宣州区档案馆。那里，将是《红旗战报》永远的家。
本文记录了赵德贤、方圆、吴全、骆文玲、秦义武、韩贤强的一些经历，是一份共同回忆的记录。照片由赵德贤提供。本文已请当事人审看。由于时代久远，记忆已不是十分清晰，文中一定有不妥之处，敬请谅解。
2022.4.12初稿
2022.4.24定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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